在罗尔斯的自然模式下，正义原则一经确立，就永久不变，人们必须服从它，而无法根据新的情境赋予它们以新的含义。

（2）在找不到合适的规则时，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建构性解释力图考虑整个法律实践，并尝试对整个法律实践做出最佳论证。

这要求那些以立法制定法律的人，在原则上保持该法律的一致性。影响力平等(equality of influence)是指，一个人不但依靠自己，而且通过引导或劝诱别人同他一道行动，通过投票选举或其他政治参与方式，所能引起的变化。他认为，法律是一个解释性概念，负责解释事业的主要法官。伴随着司法能动主义在美国得势，美国司法系统成为了政治风口浪头的弄潮儿，社会冲突的协调者，法律纠纷的裁断人，以及法律发展的主导者。只要存在合理的保险制度，所有人都不参加保险的情况，就不会出现。

（2）初始拍卖后的再分配理由 初始拍卖，只是资源的最初平等分配。（5）根据该法，基于宗教信仰而反战的人可免服兵役，但基于良知等道德理由而反战的人，则没有被免除服役义务。在这个阶段，法律虽然与其他社会现象不再是浑然一体，而是从社会中逐渐分化出来，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地位。

随着人权的发展，法律对公民各种权利的保障日益加强。狭义的"文化"主要是指人们受到特定历史或传统影响的观念或态度。上述几种思潮对现代性的批判，无疑包含着许多洞见。在经济分析法学学者的眼睛里，法律的字里行间游动着成本与效益的盘算。

总之，无论何种版本的法律实证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主张，法律的正当性不在于它的道德性，而在于它的事实性。（5）宗教法通常是属人法，主张对国土之外的教徒也具有效力。

它通过控制和操纵国家机器，凌驾于社会之上，获得了发号施令之权。通过引入民主、法治和权利理论，法理学实现了法学从义务范式向权利范式的转变。在历史法学派的心目中，法律秩序中时时闪烁着"民族精神"。对此，解决之道不在于削减和压缩行政权力，而在于通过民主的机制，强化立法机关的效能，从而防止行政机关实际上分享甚至变相篡夺立法权。

显然，人为消除差异而追求结果平等，本身也是一种不平等。在实证主义法学中，奥斯汀认为，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在现代法治国家，司法机关在于把合法之法适用于具体案件，因而它所行使的是一种裁判权。墨家提倡的"兼爱"和"尚同"理念，体现了和平和博爱的法理追求。

与此同时，法律本身具有多面特征，我们在一个定义中无法同时展现其各种特征和不同维度。但，法律实证主义的分析无论如何精致，逻辑无论如何缜密，理论无论如何具有"科学"的外表，都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它掏空了道德基础和抽空了民主价值，把法律命运或者交给了技术官僚所行使的政治权威，或者交给了功能主义的法律系统。

【注】 1.高鸿钧，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有些学者关注法律的制度和规则之维，有些学者关注法律的文化和历史之维……这种自然形成的分工，都有助于法理学研究的多元化和研究领域专业化以及研究问题的精细化。

尽管现实生活中很难具备这种环境和前提条件，尽管我们很难根据理想的正义概念和建构出一种正义秩序，但是，法律如果脱离正义价值，就可能变成恶法。进入了中世纪之后，西方法理学的存在和发展主要表现为四种形式，一是阿奎那等神学家的神学法理，二是11世纪后期欧洲一些大学（尤其是意大利波伦亚大学）对研究罗马法的学术研究和对"欧洲共同法"（ius commune）的探讨，三是英格兰法律职业者所发展起来的判例法法理，四是中世纪后期马基雅维里和博丹所倡导的国家法理学，这种国家法理学以强调君主权和国家主权为核心。第四，神明裁判的效力在于神灵的超自然权威，而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仪式和程序的适当性和正确性，因此，在初民社会，程序法先于并优于实体法。（1） 在学科发展上，形成了一支由数百人组成的法理学研究和教学队伍，成立了全国性研究会，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和比较法学研究会。忽必烈希望在头脑里建造一座样板城市，然后按照这个样板演变出所有可能的城市来。在现代社会，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更重视运用法律调整政治、经济和其他关系。

首先，平等意味着人格平等。借助这种权威，在民族国家的绝对主权之下，法律与政治可以继续演绎循环构成的拟构游戏，即宣称政治权力源于社会契约的授权，法律源自对自然法的确认。

在百家争鸣中，法家独树一帜，坚决主张实行法治，希望借助于严刑峻法，达到奖励耕战和富国强兵的目的。有人认为，只有在司法上具有可诉性的规则才是法律。

这些影像如果不是幻影，法理学就首先不应成为哈哈镜。在关于"什么是法律"的问题上，中国古代贤哲也许更明智。

有些人刻意标新立异，故作惊人之语。同这种理念相对应的实践，是自由放任时期的"小政府，大社会" 法治模式。简言之，通过民主与法治的互动，降服使政治权力这只"魔戒"，使之不再兴妖作怪，为非作歹，而是发挥积极的功能。在这三种法律形式中，原则之法具有最高地位。

在西方，古希腊柏拉图对于正义秩序的思考，亚里士多德对于政体的分析，以及斯多葛学派所阐发的自然法学说，都包含着法理学的思考。例如，美国当代许多迎合大众文化的影视剧，都对司法判决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法理学应与比较法学进行互动交流。实际上，初民社会有不同秩序类型，法律的表现形态也有很大差别，这里我们无法进行具体论述，仅仅尝试指出以下四点共性。

实际上，法律与政治之间无法成为两个真正独立的系统，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和交叠远不至于卢曼所谓的"结构耦合"。法律全球化的结果是世界法律走向大同，还是走向大异，抑或是法律同时趋同和趋异？这还有待观察，并需要未来的实践做出回答。

（4）在中国，传统法理学资源并没得到系统的梳理和精心的提炼，要么被多数人斥为"落后"而遭遗弃，要么因少数研究者的偏爱而受到美化。只有进入现代社会，法律才与平等产生密切联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就是这种联系的直接体现。还有，道德、习俗和纪律也常常表现为规则，把法律界定为规则，显然无法把法律与道德、习俗或纪律区分开来。现代法治国家应通过民主立法，驾驭行政"利维坦"，确保其行为在法律的轨道内运行，防止其利用执法权谋求部门利益和侵害公民权利。

应该指出的是，过去一些人过分强调传统社会法律的阶级之维，忽视了法律的文化属性，固然失之偏颇，但近年来一些人过分强调传统社会法律的文化之维，忽视了法律所体现的等级性或阶级性，则是从一种偏颇滑向了另一种偏颇。他认为，现代社会法律的正当性基础只能诉诸民主，换言之，只有公民既是守法者又是立法者时，法律对他们来说才具有正当性，因为这时公民所遵守的是自己制定或真实同意的法律。

一个文盲社会很难建成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因此，法理学必须改变这种封闭和空而论道的状态，努力借鉴部门法的知识、洞见和理论，丰富法理学的内容和检验法理学的理论命题，并提出观照具体法律实践的一般理论和阐释范式。

二 什么是法律？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在法律实证主义法学的概念里，法律规则中要么等于"主权者的命令"，要么与道德分离的自治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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